一九七八年初，我讀小學三年級下學期。範湖公社教育組（相當於現在的鎮教育辦公室）舉辦了第一次（可能是文革後停辦而恢復）小學數學比賽，我有幸代表坑口學校參賽，記得同去參賽的有陳才杰。帶隊參賽的是盧桂倫老師，他教我們數學科，當時是民校教師，而且是第一年任教。臨行前，我們的第二任校長蕭偉洪校長問他：「可有信心拿個前十名？」盧老師可能是謙虛，也可能是對自己教學、學生沒信心，竟答曰：「我們只是賀禮雞乸（當時農村送禮往往是母雞，回禮也是母雞）——陪行的。如果他們能拿獎，我讓他們『騎膊馬』（把小孩放在脖子上，像騎馬一樣）上台領獎！」這句極大地傷害了我的自尊心，所以才記到今時今日。比賽結果是，我取得第四名。頒獎禮在官園村的一個晚會上同場舉行，盧老師用自行車載我去領獎。會場上沒有座位，大家都站著，我一個小學生不但看不到台上情景，而且全場只有一個擴音器，村民人聲鼎沸，也根本聽不到台上說甚麼。一名同行的老師問盧老師：「你不是說用『騎膊馬』的方式托他上台領獎嗎？」盧老師只好把我抱起來，放在他的自行車尾架看了一會兒，算是履行了承諾。晚會秩序很亂，根本沒有安排領獎，只是在台上宣讀了一次早已公布了的名次而已。幾天之後，我才在學校領到了公社教育組發來的獎品：一張獎狀和一本蓋了紅頭公章的練習簿。這是我第一次在校外比賽獲獎。我一直捨不得使用這個蓋了紅頭公章的練習簿，直到若干年後搬家，發現它已發霉才棄掉。獎狀就貼在大廳的牆壁上，那時和二叔公、五叔公共住祖屋，頗有向他們炫耀的味道；同村叔伯嬸母串門時，也總會誇獎我幾句。學校也有獎勵，獎品是免了四年級上學期的三元學費。此後，盧老師對我頗器重，所有的數學作業，他只批改我一人，然後讓我批改其他同學的作業。我放學後要么在他的宿舍批改作業，要么把作業帶回家批改。
四年級至初一這三年，公社經常舉辦語文比賽和數學比賽（可能上學期一科，下學期另一科），我每次都有幸代表學校參賽，每次都能滿載而歸。這三年都免了學費（初一的學費是五元）。每次比賽，範湖教育組都會把前十名公諸於眾，各學校、墟場出入口、各村都張貼「皇榜」，我也因而大大地出了幾年風頭。在範湖，很多長輩和同輩都認識我，我亦卻無法叫出他們的名字來。廿多年後的去年十一月，媽媽在住家附近的農貿市場買菜，剛巧在一個女菜販的檔口停留。菜販猶豫片刻終於問道：「你是振杰阿媽？」原來他鄉遇老鄉了。原來她是範湖坑口村人，她的弟弟是我的師兄，比我高兩三屆，她從弟弟口中認識了我，繼而認識了我媽媽。
和我一起代表學校參賽的，有陳才杰、盧沛能和盧耀洪三個。最好的成績是囊括前三名，第四人也在前十名之內，因此，我們校內被同學稱為「四人幫」。我們出了風頭，學校也出了名堂。我們坑口學校打敗了範湖小學，成了範湖公社名列第一的名校，蕭校長也因而升職了（下面再交代）。
關於這類比賽，還有一件醜事可堪一記。有一次，盧國明老師帶隊，我們四人又到範湖小學參賽。半路上，看見地裡的番茄又紅又大。有人問：「國明老師（很奇怪，我們當時習俗都是叫老師的名，而不是姓），我可否摘一個解渴？」盧老師不置可否。於是，我們都衝進地裡瘋狂地摘番茄，一邊摘，一邊吃，吃飽了還把整個書包都裝滿了，帶著偷來的番茄去比賽。回校後，盧老師在校長（這時校長換了盧澤昌）面前告我們一狀。我們坦白了，但要求若比賽成績進入前十名，就應免予處分。校長不允。我只得承認偷了九個番茄（實際上遠不止此數），被校長罰款八角一分，說要繳回坑口大隊（那時還是集體經濟，尚未分田到戶）。到初一畢業前，校長把我們叫去，要我們記取偷竊的後果，並讓各人取回罰款。
盧桂倫老師後來娶了我們的第一個班主任鍾愛卿老師為妻，若干年後轉為公校教師，並調職到西南鎮某小學任教導主任。零五年或零六年的正月初四，「四人幫」一起晚餐，想起了他，約他見面，他說正陪親戚打麻將；約鍾老師見面，她也不願出門。那一年，盧老師還未退休；鍾老師早已轉行，退休回家享福了。
盧國明老師當時也是民校教師，後來轉任公校教師並升任坑口學校校長，坑口學被併入範湖小學後，調任該校教導主任，好像後來也做上了校長。
蕭偉洪校長在我讀五年級時升任範湖公社教育組輔導站站長，到處視學，後升任教育組組長；範湖公社教育組改制範湖鎮教育辦公室後，任主任。他在一次整肅中下台，提早退休。他對「四人幫」很有好感，逢人便說，我們幾個是他的得意門生。說實在的，他的高升與我們幾個為學校奪取了極高的榮譽有關。我最後一次約他見面，地點是三水中旅社西餐廳，年份已忘記了。那時，蕭大公子在副校長任上被拉下馬不久，雖曾與他同校任教，份屬舊同事，但他也沒來見面，只通知他老父前來。（2008.03.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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