廣東人叫趕集做趁墟，叫趕集的日子做墟日。我出生之後，範湖的墟日是逢一逢六，每月六日；八十年代中改為逢三六九，每月九日。範湖的墟場在公社本部的門前，後來兩遷其地，今在崗尾村。
童年的時候，我很喜歡跟著大人去趁墟，當作一種玩樂節目。當時整個公社約一萬人，吃公糧的人很少（指政府干部，後來知道編制是八人，俗稱八大員），所以逢墟日在墟場內收稅（大約相當於現在的營業稅吧，農民稱之為收地沙）也是外判的。因為農民厭惡徵稅，所以肯接受外判去收稅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捱義氣的人叫鍾國良，他不肯務農，終日無所事事，閒遊浪蕩，所以公社干部把收稅之事讓他包攬了。
我一到墟場，就離開大人，到處找鍾國良。鍾國良的身邊也總是聚集了四五個小孩，我們跟著他去收稅，看他和出賣農作物的農民吵架，圍觀看熱閙。大人交易完之後，找到鍾國良，就能找到我。
鍾：「來啦來啦，交錢啦！」答：「Ｘ你老母，我的雞還沒賣過，哪來有錢！」鍾：「剛才有五隻，現在只有四隻，還說沒賣過？」答：「你盲咗咩？一直只有四隻！」鍾國良只好灰溜溜走了，我們也跟著走。
鍾：「來啦來啦，交錢啦！你的番薯賣咗一籮，當賣一元，收一毫吧！」答：「你不去死？一籮番薯哪能賣一元，只賣八毫！」鍾：「人家某某賣一元，你不要呃（騙）我！」答：「你盲咗咩？某某的番薯夠大！」鍾：「算啦算啦，當八毫，交八分吧！」農民一邊交錢，一邊口出惡言：「拿去賣藥膏吧！」鍾國良收了八分錢，撕下一張或數張值八分的印花才走，我們也跟著他走。（此段的作價和稅金是杜撰的，因為我忘了一籮番薯價錢和稅率。）
外婆家就在墟場旁邊，所以村子稱作街口。散墟之後，我就到外婆家。外婆往往用我最愛吃的蒸水蛋來招待我吃午飯。一碟水蛋上桌，我搯一兩匙給外公，就一碗飯蓋上去，全是我的了。
外婆養了幾隻雞，雞下的蛋是自用的，所以有雞蛋招待我。我家也養了十隻八隻雞，但下了蛋，祖母卻非要把蛋賣掉不可，有時我還要負責去賣蛋，實在心痛。那時物資短缺，蛋價也貴，大的兩毫，小的毫八，大約與現在無異。
有一年農曆除夕，爸爸沒有回家過年，家裡也沒有收到他信中說過要寄來的錢，決定賣稻穀和賣雞蛋過年。媽媽擔著稻穀去賣給糧站，我拿著一籃子雞蛋在墟場叫賣。賣完雞蛋，我把錢交給媽媽，一起到百貨商店買花紙。花紙挑選好了，媽媽卻發現錢包沒了。在外婆家，媽媽哭了。（按：走筆至此，我也眼圈紅了。）就在彼此難過的時刻，信用社的外勤匆匆地跑來了。「英姐，到你家找你，說你去了趁墟；在墟場又找不到你，原來你回了娘家……」外勤一邊說，一邊從掛包掏出錢來，「這是僑滙兩百元，簽個名吧！」這時媽媽才破涕為笑。
此事還未結束。我在墟場賣雞蛋，遇上一個我不認識的、回家過年的同村嬸母。她見到爸爸，誇張地說，你的孩子可憐，八九歲就一個人在墟場做童工，賣雞蛋。爸爸動怒了，寫信給媽媽說，以後不要把自家的雞蛋拿去賣了，還承諾日後每月多寄點錢回家。我有了聖旨，祖母和媽媽也要面子，以後大家就都沒有在墟場賣雞蛋了。（2008.02.09）
請先 登入 以發表留言。